一、临川文化概况
临川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，它源远流长，影响广泛。那末，什么是临川文化呢？临川文化是指由武夷山环绕的抚河水系，以临川古邑为汇合中心，经受历史时空的孕育，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生存发展中精神行为的升华。其人文、风物、哲学、教育、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技术、医理、学术、宗教、民俗、体育、语言、建筑、美食等实行向性组合；辐射昭武、南岭、庐陵、洪都和浙皖、瓯闽部分领地，而形成独具特色，自有特征，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的区域文化。它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心力资源，建构赣文化的重要支柱，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。
二、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
一种区域文化的形成，首先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临川建置已近2000年，南城早于临川建置，但最早、最长时间成为郡、州、府治的是临川，距南宋都城最近的也是临川。南城有一座洞天福地麻姑山，许多官宦和文人学士曾去游览，作诗题书，但他们的活动中心，任职地点都是在临川，特别是一种文化向性和精神组合，以及文化趋势的历史进程，使抚州地区的文化属性纳入临川文化的范畴。
临川建置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，即公元96年。如今，除了发现50余座汉墓群外，还在金坪磨盘脑、羊坡石、雷劈石、罗成岭等发现8万余平方米的商代遗址。因此，从研究文化的角度看，临川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度还要大大地超出它的建置时间。
临川文化区位于江西东部，约界于东经115度35分至117度18分，北纬26度29分至28度30分。东邻福建建宁、泰宁、光泽、邵武；南接石城、宁都；西连永丰、新干、丰城；北毗贵溪、余干、进贤。南北长222公里，东西宽169公里。总面积18816.92公里，占全省总面积11.27%。
临川文化区历史悠久。夏禹时地处扬州域。春秋时为百越之地。战国时属楚。秦时属扬州九江郡。汉改九江郡为豫章郡。汉高祖五年，建南城县，属豫章郡。东汉永元八年分南城一部置临汝县，县治高在临川古邑，仍属豫章郡。三国时为吴地，吴太平二年（公元257年）建临川郡，郡治设在临汝县。两晋、南朝相沿。南朝梁陈时，以今之崇仁、丰城、永丰、新淦等县增置巴山郡。临川郡初属江州，汉武帝时与巴山郡同属高州。隋开皇九年（公元589年）废郡扩州，以临川郡并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，隶属洪州总督府，抚州从此定名。唐朝抚州属江南西道。五代时，属扬吴，升为昭武军。宋起，分为抚州和建昌军，属江南西路。元朝时改为抚州路、建昌路，另置南丰州，同属江西行中书省。元至正二十三年（公元1363年），改抚州路为临川府，不久易名抚州府。同年二月升建昌路为肇县府，九月改为建昌府。明洪武初，仍设抚州府、建昌府，南丰降州为县，属建昌府，均隶属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东道。清时仍称抚州府、建昌府，属南抚建道。1930年至1934年间，黎川、资溪、广昌、南丰、宜黄、乐安等县均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分立苏区闽赣省和江西省。1932年7月，东乡珀干一带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属苏区赣东北省。1949年5月9目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抚州，7月1日组建抚州分区，江西省抚州分区行处长督察专员公署驻临川市。1950年9月13日，改抚州分区为抚州区。1952年8月，更名为抚州专区。1967年3月，改为抚州地区。1968年2月，复称抚州分区。1971年1月22日，再度改为抚州地区，属江西省。
临川文化区的行政区划为：三国吴太平二年，临川郡辖临汝、南城、西丰、新建、安浦、永城、宜黄、南丰、东兴、西城10县。南朝梁陈时增设巴山郡、领巴山、西宁、新建、新平、丰城、广丰、新安7县。隋朝临川郡、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，原辖区并为临川、南城、崇仁、邵武4县。唐朝时，邵武县划出，增设南丰县。南唐时，辖临川、崇仁、南丰、宜黄4县，另置昭武军，辖南城、东兴、永城3县。宋朝抚州辖临川、崇仁、宜黄、金溪、东安5县，建昌军辖南城、南丰、新城、广昌4县。元朝抚州路辖临川、崇仁、金溪、宜黄、乐安、东乡6县，建昌府辖南城、南丰、新城、广昌、泸溪5县。民国二十四年，南城、南丰、东乡、临川、宜黄、崇仁、乐安、金溪、资溪、光泽、黎川11县划为江西省第七行政区，广昌划出属第八行政区。
现在，我们将今抚州地区亦即临川文化区的县（市）排出一个顺序和隶属情况，大家就会一目了然地看出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。
南城：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建县。三国、晋、南朝属临川郡。
临川：东汉和帝永元八年（公元96年），因有临、汝二水绕廓，故乡临汝县。三国时设临川郡，隋文帝开皇九年（公元589年）临川郡易名抚州，临汝县改称临川县。
崇仁：三国、南朝、隋均属临川郡。
宜黄：三国吴太平二年（公元257年）析临汝、南城部分领地，立县于宜黄二水汇合处，称名，属临川郡。
南丰：三国吴太平2年（公元257年）析南城县南部置县，属临川郡。
金溪：南唐交泰元年（公元958年）以上幕镇和临咱归政乡设金溪场。宋淳化五年（公元994年）划临川归德、顺德、顺政和金溪场合成。
资溪：宋元丰四年（公元1081年）设泸溪，民国三年（公元1914年）因湖南有此县名，故改为资溪县。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均属临川郡。
黎川：南宋绍兴八年（公元1138年）析南城县东南乡置一新县，故曰新城县。属抚州。
广昌：抚河发源地。南宋绍兴八年（公元1138年）析南丰县南部之天授，南丰、兴城为一县，因道通闽广和南昌而名广昌。
乐安：南宋绍兴十九年（公元1149年），以崇仁天授、乐安、忠义和永丰的立道置乐安县。属抚州。
东乡县：明正德七年（公元1512年）析临川东厢、割金溪和饶州府的余江、余干及进贤部分领地而成。
抚州市：由临川分出，1951年6月改临川县城关区为临川县抚州市，1955年独立成为抚州市。现已和临川县合并为临川市。
三、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
一个区域文化的生成，除了历史缘因和地理环境之外，十分重要的还是人文基础。
1993年1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《临川县志》志首中有一篇非常别致的《才乡纪略》，对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有充分的叙述。
临川自古文风昌盛，英才辈出。早在唐朝，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《滕王阁序》中，就发出过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。至宋，又因科举连捷，流光溢彩，被著名学者黄震誉为人才之乡，民间大众俗称为才子之乡。
临川自东汉历经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，由于历史的机缘，大书法家王羲之、颜真卿，诗人谢灵运、戴叔伦，词人冯延已，文学家刘义庆，文学评论家钟嵘，只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，对临川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。
战争频繁的五代，北方王、李、吴、曾、晏、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，卜居临川。临川人口逐渐增多，生产迅速发展，商业、手工业日趋繁荣。到了北宋初期出现了翳野农商、贾货骈肩（张保和：《罗城记》）的盛况。当时，采取兴文抑武的政策，大力发展文化，偏重开科取士，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，考取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的，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，一时文风大盛。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历史时期，著名文学家曾巩、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，大力兴办教育，传播文化，这里各地学馆林立，释来而事笔砚者，十之六七，苦读书，应科举之风。
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，导致临川人才激增。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至宋度宗咸游八年临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，205人考取贡士，525人考取举人，446人考取进士。进十中，北宋138人，占32.58%；南宋308人，占67.42%。中榜人数之多，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。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，宝庆二年一次考取18人，咸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，占且国录取进士总数的4%、6%和7.33%。儒林传为美谈，公卿耸观，朝野震动，盛称临川为'人才之乡'。（黄震：《东发日钞》）
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，有2人官至宰相，2人膺任节度使，4人官拜御史，17人官任尚书、侍郎，10人担任知府、刺史，俱各政绩显著。特别是晏殊、王安石，不愧为临川才乡的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同一时期，还有王安礼、王安国、王雱（世称临川三王），谢逸、谢薖（世称临川二谢），危稹、危和（世称临川二危），陈郁、陈世崇（世称临川二陈）和汪革、饶节、邬虑、欧阳辟、俞国宝、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，在诗、文、词、赋上的成就也很高。据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引述《复斋漫录》：元估中，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，遇湖北王某，江苏诸某，浙江单某，福建张某等秀才。四人知其来自临川，戏以'曹植七步成诗，诸君七步为词'相谑。逸行五步，词成，挥毫疾书《江城子》一阙于壁；'可花村馆酒旗风，水溶溶，落残红，野渡舟横、杨柳绿荫浓。望断江南山色远，人不见，草连空。夕阳楼上晚烟笼，粉香浓，淡眉峰，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。只有关山今夜月，千里外，素光同。'标致依水，情乎俱妙，遂以'五步成词'闻名江南。谢逸与谢薖、 汪革、饶节并称为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。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。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，著有《春秋论》、《春秋类史》、《古今姓氏辩正》等370余卷，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。
南宋，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，这就是一代名医陈自明。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《妇人大全良方》24卷，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；又敢于创新，主张外科外敷内服，辩证施治；敢于突破禁区，最早从事乳岩（乳癌）的观察和研究，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元代，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炙名医席弘、法律专家张绍和地理学家朱思本。
明朝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，重新兴旺发达。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，364人录取贡士，302人乡试中举，166人进士及第。通过考试，先后有383人入仕，其中御只4人，巡抚总督1人，尚书侍郎8人，布政使3人，知府27人，知州21人，总兵、守将11人，担任同知、知县的，则多达136人。入仕人数有宋代130人的2.9倍。职官中，有中央的，有地方的；有文臣、有武将；有内政，有餐交；有义士，有诤臣。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，比之'两宋'，有过之无不及。（李绂：《临川县志》序）。前有陈、罗、章、艾四人饱读经书，博学多才，所作时文风靡一时，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。邱兆麟与祝微、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。邱作诗才思敏捷，用词造句，常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别开生面；祝的文章师在王安石，劲骨奇姿，博大精深；帅机作赋即景生情，妙笔生花，所作两颂（《平西夏颂》、《出阁讲学颂》）、一赋（南北二京赋），深为明神宗赏识，公卿竞相传抄，纸为之贵。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。他的巨著《紫钗记》《还魂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，世称临川四梦。三百多年来，一直受人称赞，久演不衰。《牡丹亭》已被译成日、德、法、英、俄等多种文本。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，也众星璀灿，引人注目。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《资治通鉴》相比美的《今古治统》20卷。传到日本后，被视为佐治之妙药，兴国之良方，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。著名天文学家吴昊，通过细心观察，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，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，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，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。明代，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、爱国人士。一朝诤臣傅朝佑嫉恶如仇，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、温体仁；爱国商人朱均旺，身居日本，情怀祖国，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回国，密报军情，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，及时调整部署，援助朝鲜，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；傅朝佑坚持真理，朱均旺受罪爱乡，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。
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间，通过各次科举考试，临川只有187人考取监生，306人考取贡士，202人考取举人，101人考取进士。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%，明代的66%。入仕后，有37人担任朝官（御史3人、侍郎4人、内阁中书10人、翰林院8人、各部主事12人），121人担任地方官（知府5人、知州3人、同知3人、知县73人），武职（总兵、把总、镇守）9人，合计167人，比两宋多28%，比明朝少56%。这一时期，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，但大都才华出众，为世人注目。一代名臣李绂，历事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历官广西巡抚、直录总督及工、户、吏、礼、兵5任，敢于断请命，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；敢于快刀斩乱麻，疏通津沽漕运，缓解京城粮荒，政绩显著，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。一代才士李来泰，博学多识，工诗善文。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，力挫来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懦学，夺得高奎，任四川会邡知县时，兴利除弊，发展生产，深受当地士民爱戴。清官马汝良，任山西黎城知县，巧断大案、要案。铁面无私，为受害者伸冤解恨，时人称马青天。爱国志士黄维翰，任吉林呼兰知府时，雷厉风行查禁罂粟，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，保护了人民利益，维护了国家主权，东北舆论，交相称许。
在学术界，则是理学盛于南，文学兴于北。李绂、纪大奎都是南临川理学名家。前者著有《陆子学谱》、《朱子晚年学谱》、《阳明学录》，力图调和朱、陆的学说；后者都很有影响。李宗翰、李联、李瑞清则是北临川诗文高手。李宗翰、李联，文学韩愈、欧阳修，摇曳生姿；诗宗李商隐，沉博艳丽，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；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，他善于以篆作画，以画入篆，画花卉微妙微肖，绘佛更是栩栩如生，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，誉灌东瀛。
民国废科举，兴新学，临川仍有300多人考取大学、中专；所聘人才，军界有2个中将，5个少将；政界有2个专员，14个市，县长；学界有12个教授、副教授。他们之中，有中将师长刘世均、国防部西北兵部中将总监万舞、苏鲁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周复、第3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兼遂川、吉安县长杨耕经、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强、三青团江西支部干事长李德廉和七行政区专员吴养愚、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梁仁杰、南昌市市长艾怀瑜。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，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、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、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、盲人教育家万维章、乡村教育家桂瑞藩、唐式麒。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，为临川、抚州、进肾、南昌、丰城、东乡、南城、南丰、崇仁、宜黄、乐安、余干、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，桃李满天下。经营工商企业的，有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和四川巨商汤子敬。朱仙舫长期在上海中新纱厂任职，致力改进纺织技术，提高同外国纱厂竞争的能力；以后在汉口、安庆、九江等地创办纱厂和面粉厂，为发展民族工业，特别是发展江西的轻工业作出贡献。汤子敬在重庆开设布疋、山货店和钱庄，经营有方，成为蜀中巨富，人称汤百万，'汤半城、汤财神'。这一时期，临川许多热血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，涌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革命英烈。主要有：傅烈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）、傅大庆（孙中山的政治的总顾问鲍罗延、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，曾被派到马来西亚，作马共中央宣传部长）、周治中（女，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）、周寿南（中共临川县委书记）等。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军政界出了1个政治局委员，2个大区书记、1个中央组织部长、7个副省级领导、41个地师级干部、325个县团级干部；科技教育界出了2个学部委员、3个大专院校校长、81个大学教授、副教授，获得副编审、副主任医师、高级讲师、高级教师等职称的有240人。人才多种多样；既有李井泉（中共中央政治委员、西南局第一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）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又有胡国保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）、李一平（中共长春市委书记）、周峰（杭州市市长）这样一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党政干部；既有饶思诚（江西省副省长）这样思想进步的党外民主人士，又有李世璋（江西省副省长）这样长期从事祖国和平统一活动的革命者；既有饶毓泰、游国恩、萧涤非这样的学界名宿，又有丁渝（北京大学物理教授、中国光谱学的奠基人）这样的科技明星；既有吴自强（福建师范大学教授）这样省内知名的教育家，又有傅再希（江西中医学院教授）这样的名医。虽然每个人的地位不同，经历各异，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、为科学事业的繁荣发挥了自己的才干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
在文学艺术界，也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，黄天民是长期生活在云南的部队作家，写了多部中、长篇小说，以其委婉、热情的南疆风格，耀目文坛；杨树声是四川颇有影响的话剧导演，长期执导人民艺术剧院，导演手法很有特色；盛中国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，多次在国外举行音乐会，演奏莫扎特、贝多芬、巴赫等人的名作，蜚声世界乐坛；游云谷是新华社高级记者，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，作品《白鹤世界》曾由新华社发稿国外，为英、法、港、澳多家报刊采用。
在台、港及海外，美籍华人杨致芳（女），曾任哥斯达黎加总统经济顾问；其弟杨致赣，是美国著名的华人企业家，曾随华特·基辛格访问北京。台湾著名企业界人士王兹华，在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翁事，分支机构设到香港、美国，享有世界拆船大王的美誉。
近年来，临川人才结构渐趋合理，出现后浪推前浪，持续发展的势头。王云森（江西农业大学教授），邓从豪（山东大学校长、教授），刘振群（华南理工大学校长、著名化学家），杨铭珍（辽宁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）等老一辈临川才子，仍在著书立说，为国效力；许昕（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）、胡循矩（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），周仁忠（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授），张增荣（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教授），邓毓华（江西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），梁福林（华南农业大学教授），谢强（江西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室副主任）等一批中年才子已经脱颖而出，挑起大梁；青年才子更是一茬接一茬，方兴未艾。至1989年，临川已有134人考取国内各大学的研究生；有21人通过考试，被选派到日、美、德、法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留学，攻读博士学位；有3742名青年大学生在学习，工作岗位上奋办拼搏，一个大有作为的临川才团正在崛起，显示了才子之乡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后续力。
四、临川文化的结构物质
临川文化的结构物质是由形成临川文化的地理环境，人文基础和历史缘因所决定的。农耕文化是临川文化的根本。如是，临川文化具有风骨禀正的物质。历史以来，临川文化地域是个农业区，农作物以稻谷为主，南城、南丰、黎川、金溪、崇仁、乐安、宜黄等粮谷多集散于临川，所以临川有江西三大米市之誉。根据《清同治·临川县志》载：明嘉靖元年仅临川就有田地285772.1亩，其中官田168422.6亩，民田1117350.5亩。清乾隆六年临川土地上升为1384719.6亩，嘉庆十八年临川田地面积又升为1385583亩。《临川统计》报告该县于民国三十七年有田地2640000亩。如此广阔的田地面积，加上山场水面，需要将80%以上的农村人口圈在农耕经济活动中，早起晚归，餐风宿露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其文化特质自然要与之相适应了。从临川文化区域范围来看，自唐代以来，农桑发达，除少数灾年外，粮食一直自给有余，可供外销，故有赣抚粮仓之誉。解放以后，人民政府重视农业生产，大力兴修水利，不断推广科学种田新技术，特别是注意适时调整生产关系，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。1953至1958年，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.7%。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9.34%。1988年，农业战胜自然灾害取得了好收成，总产值达128272万元，分别比1950年、1956年和1978年增长428.99%、295.38%和127.89%。临川文化区种植业以粮食为主。1988年，全区粮食总产为199670.5公斤，分别比1950年、1956年和1978年增长263.14%、169.08%和60.97%，总产居全省第五位。单产和人平有粮为621公斤和640公斤，单产居全省第三位，人平有粮居全省第一位。
摇篮文化是临川文化的主导。如是，临川文化具有勤苦奋力的物质。可以说，教育之花结出甘甜的果，是一个苦字和一个搏字，辛勤耕耘出来的。
宋代以后，临川兴建书院之风大盛，至明、清，前后共建知名书院74所。乐安、临川、南城、崇仁等地所建书院数，在全省属3-17名之列，兴鲁、小陂（康斋）、盱江、明德等书院，分别为曾巩、吴与弼、李觏、罗汝芳讲学之地。清光绪二十七年，颁布了废科举、行新学诏令。光绪二十九年，兴鲁书院改建为抚郡学堂，次年又改为抚郡中学堂，成为江西省最早创立的两所中学之一。光绪三十年，抚州府将科举时举行府考的考棚改建为师范传习所，次年又改为抚州初级师范学堂，从而开创了抚州的师范教育。1914年，抚郡中学堂改为江西省立第七中学，抚州初级师范学堂改为江西省第三师范学校。1916年，创办了全区第一所职业学校--昭武甲种农业学校。1923年，又创办了全区第一所私立中学--私立辅仁初级中学。1926年和1927，抚州先后创办了抚州六县女子初级教育的位置。1927年，七中、三师合并为江西省立第八中学，昭武学校改名为第二农业学校。1946年，抚州有省立临川中学、省立临川女中、省立临川师范（1938年创办于黎川钟贤）、临川县立中学（1939年创办于临川龙骨渡）、私立辅仁农职、私立毓灵女职及私立振德、真光、应钦中学等九所中等学校。光绪二十八年，临川县将汝阳书院改建为官立临汝高等小学堂，使之成为全省最早创设的小学之一。民国期间，临汝高等小学堂改名为临川县第一小学，之后又先后易名为临汝小学、第一区中心小学、羊城镇中心国民学校、第一示范小学等。1914年，捐资兴学褒奖单行规程公布后，则出现了一股捐资兴学热，抚州城内、城郊相继办起了震华、震群、光华、双氏、蔡氏、临江、金台等私立小学，抚联女中、私立辅仁中学也附设了小学，但因资金不足大都难以为继。1934年，抚州私塾达215所之多，而儿童失学率仍占学龄儿童78%。1935年推行保学教育，全区学校数量剧增，但教学质量甚差，群众反映强烈。1940年推行教育制度，每乡（镇）设中心学校一所，兼负辅导本乡（镇）保国民学校之责。保国民学校及乡（镇）中心国民学校均设小学部和民教部，分别负责小学和失学民众教育。至1949年7月解放时，仅有2所中等师范、10所普通中学（其中初中6所）、1371所小学，在校学生总数49934人，儿童入学率仅达20%，文盲达82%。
才子文化是临川文化叶脉。如是，临川文化具有追求发展的物质。临川民间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说，其文化昌盛可略见一斑。王安石、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两家，王安石、陆九渊还分别为荆公诗派，理学诗派的首领及重要人物。晏殊和他的儿子晏几道等人开一代词风，树江西词派的大旗，两宋时期867名词人中，抚州籍即占44人。临川四才子“谢逸、谢薖、汪革和尧节，均系江西诗派前期的代表人物。大戏剧家汤显祖以其艺术珍品《临川四梦》，被人誉为东方 莎士比亚。临川二陈（陈郁、陈世崇）；临川二危（危稹、危和）；宜黄二乐（乐史、乐黄目）；金溪三陆（陆九韶、陆九龄、陆九渊）；临川四王（王安石、王安国、王安礼、王雱），南丰七曾（曾巩、曾肇、曾布、曾纡、曾惇、曾协、曾宰）抚州八晏（晏殊、晏几道、晏颖、晏富、晏京、晏嵩、晏照、晏方）；临川四才子（陈际泰、罗万藻、章世纯、艾南英）等数百位文化名人，均以其丰厚的著述丰富了我国文化艺术宝库。
——摘自《百度百科词典》